本次分析對包括癌癥死亡及殘疾調整生命年（DALY）兩大指標在內的結果進行了評估，涉及23種癌癥類型、34種行為、環境、職業和代謝等已知風險因素。
結果發現：全球近一半癌癥死亡完全可以避免。
全球竟有這么多癌癥死亡完全可防！
2019年，全球由風險因素導致的癌癥死亡總數達445萬，占所有癌癥死亡總數的44.4%。其中，男性的風險歸因癌癥死亡人數為288萬，女性為158萬，分別占兩性癌癥死亡總數的50.6%和36.3%。
2019年，全球所有風險因素導致的癌癥DALY總數為1.05億，占所有癌癥DALY的42%。其中男性和女性的風險歸因癌癥DALY分別占兩性所有癌癥DALY的48.0%和34.3%。近一半癌癥死亡完全可以避免！在可歸因癌癥DALY方面，其中最主要的幾個風險因素是：
在男性中，僅吸煙即占所有癌癥DALY的33.9%，其次是飲酒（7.4%）、飲食風險（5.9%）和空氣污染（4%）。
吸煙則占女性所有癌癥DALY的10.7%，不安全性行為（8.2%）則是女性的第二大主要危險因素，其次是飲食風險（5.1%）、高BMI（4.7%）和高空腹血糖（3.6%）。
而在癌種排名上，肺癌不出意外地一騎絕塵，占所有風險歸因癌癥死亡的36.9%。其次是男性的結直腸癌、食道癌和胃癌，以及女性宮頸癌、結直腸癌和乳腺癌。在全球癌癥死亡主因中，除去主要（如乳腺癌）或僅（如宮頸癌、卵巢癌和子宮癌）發生于女性癌癥類型后，男性因癌癥死亡和風險歸因癌癥死亡往往多于女性。2019年，全球癌癥死亡和風險歸因癌癥死亡在高SDI國家發生的比例過高，分別為25.4%和26.5%，盡管這些國家僅占全球人口的13.1%，某種程度上癌癥算得上是“富貴病”。
在全年齡組分析中，對于同一年齡組，行為風險歸因癌癥DALY率通常高于環境和職業風險以及代謝風險歸因癌癥DALY率，并且可歸因癌癥DALY率通常隨著SDI五分位數的增加而更高。每個一級風險類別的歸因癌癥DALY發病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。
近10年增幅最大的可改變風險因素
時間變化趨勢上，對于2010至2019年間估計的所有風險因素，全球可歸因癌癥死亡增加了20.4%，DALY增加了16.8%，但全球年齡標準化可歸因癌癥死亡率下降了6.9%，DALY減少了7.8%。在一級風險因素類別中，可歸因癌癥死亡和DALY增加百分比最大的是代謝風險，從2010至19年間分別增加了34.7%和33.3%，而行為風險（17.9%和14.4%）以及環境和職業風險（16.7%和13.1%）增幅不及其一半。
同樣，全球年齡標準化可歸因癌癥死亡率和DALY率的最大百分比增加也是代謝風險因素，分別增加了2.8%和3.8%，而行為風險因素分別減少了8.7%和9.6%，環境和職業危險因素分別下降10.0%和11.4%。此外，各地的風險歸因癌癥DALY和死亡以及年齡標準化DALY和死亡率的變化幅度差異很大。
2010-2019年，按SDI五分位數計算的一級危險因素的風險歸因癌癥DALY和年齡標準化DALY率的百分比變化
（A）按SDI五分位數計算的風險歸因癌癥DALY百分比變化；（B）SDI五分位數的風險歸因年齡標準化癌癥DALY率百分比變化
中國：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比，“不及格”！
2019年全球可歸因于環境和職業、行為和代謝風險的癌癥年齡標準化死亡和DALY率在各地有所不同，這些一級風險因素類別的年齡標準化DALY率普遍較高，在高收入的北美、中歐、西歐和東歐尤為顯著。2019年，在全球范圍內，風險歸因癌癥年齡標準化死亡率最高的5個地區是中歐、東亞、北美高收入地區、拉丁美洲南部和西歐。
看到這里，我們來細挖一下本次報告中我國的風險歸因癌癥負擔情況�？傮w來看，相比全球，我們可避免的癌癥死亡和DALY顯然更多。
在導致年齡標準化癌癥死亡率和DALY率改變上，對比全球數據，我國在三大一級危險因素控制上全面領先。然而，對比近10年我國已躋身的高SDI隊伍，尤其在環境和職業風險以及行為風險控制上，出現了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明顯的不匹配。
控制癌癥負擔，未來或應注意這3點
首先，2019年全球近一半癌癥死亡可歸因于研究評估的風險因素，是我們可以努力避免的，包括落實具體政策減少接觸致癌風險因素（如吸煙和飲酒），以及接種預防致癌感染（包括乙型肝炎和人乳頭瘤病毒）的疫苗。但對于余下另一大半癌癥死亡，目前我們“防不住”。因此，減少癌癥風險的努力必須與全面的癌癥控制戰略相結合，其中包括早期診斷和有效治療�！胺e極預防”+“有效診療”兩條腿走路方可行穩致遠。其次，風險歸因癌癥負擔存在較大的性別差異（癌癥DALY：男性48%vs女性34.3%），集中體現在兩個主要危險因素組。例如，由于行為風險因素，如吸煙（男性33.2%vs女性8.9%）和飲酒（男性7.4%vs女性2.3%）導致的癌癥DALY差異，這可能是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暴露于這些行為風險因素所致。
而在環境和職業風險方面，職業致癌物所致癌癥DALY在男性中（3.9%）是女性的3倍（1.3%），反映出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受雇于接觸致癌物風險較高的工作。
這些結果可能表明，對癌癥風險因素干預上做到“男女有別”才是真正的“男女平等”。再次，風險歸因癌癥年齡標準化DALY率也因社會人口特征而存在梯度，通常隨著SDI五分位數的升高而增加。然而，從2010至2019年，風險歸因癌癥年齡標準化DALY率在高、中高、中SDI國家出現下降，但在中低SDI國家有所上升。這一增長主要來源于代謝風險，可能是這些國家發展過程中的意外“副作用”——國家發展狀況的改善與肥胖水平的增加有關。如何在讓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，同時避開癌癥負擔增長，這份研究或許能給我們帶來些思考。
